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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財政部金融司司長王毅在港兩次美元債推介演講實錄

2018-10-12
來源:香港商報網

  【香港商報網訊】記者齊曉彤、鄧建樂報道:10月9日,中國財政部金融司司長王毅來港進行30億美元主權債券推介,繼去年10月下旬中國財政部重啟中斷了13年的美元主權債發行,王毅作為中國政府官員代表,首度來港進行對投資者的公開演講并現場答疑,令人耳目一新。

  今次30億美元債發行定價之前,王毅再度現身香港金管局演講60分鐘并現場答疑。從中國發展融入世界、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新時代新機遇新挑戰,以及存續期主權債券二級市場表現等六個方面,深入淺出地向現場的160名投資者代表和線上150多家機構投資者分享了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思考與總結。

  以下為王毅的兩次推介會演講實錄,標題分別為

  《2018:中國債券是定海神針》,全文一萬字一千字左右。

  《2017:購買中國資產是投資者首選》全文八千字左右。

  此文稿根據演講者錄音整理并編輯。

  2018:中國債券是“定海神針”

  核心觀點摘要:

  當前環境下中國經濟運行有三個主要特征:通過開放融入世界、通過轉型發展實現高質量增長、供給側結構改革增強內生動力。

  中國已解決了次貸危機下大國發展失衡的問題,是世界經濟再平衡的貢獻者。

  因為債券通的開通,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內地債券投資的興趣在上升,外資持有中國國債的比例較2017年上升一倍,進入到中國內地市場的機構者數量也從186家上升到445家。

  中國現在的城市常住人口是58.5%,全世界的城市化水平接近80%,按照我們目前的走勢,中國至少還有20%的空間,還有15-20年的城市化進程。

  中國的杠桿水平在攀升,從2008年的141%攀升到2017年的255%,但攀升的速度近幾年大幅下降,中國總體杠桿水平與發達經濟體276%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房地產是我們高度關注的一個經濟變量,也是高度提防的金融穩定增長和經濟穩定增長的不確定因素。對于房價調控我們堅持“一城一策”,在2020年之前,房地產稅會通過全國人大立法。

  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不是指赤字率上升,而是減稅降費,“營改增”實施以來累計減稅2.1萬億元,預計2018年總體減稅降費將超過1.3萬億。

  國有企業瘦身健體,成效顯著,杠桿率在下降。

  中國開放共贏 促進世界經濟再平衡

中國財政部金融司司長王毅

  “很高興借這個機會又站在這里和各位機構投資者分享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看法,剛剛走進大廳的一刻,讓我想起去年,11個月之前在這里推介美元計價的中國主權債券發行的情況,想起過去的一首歌“還是老地方,還是老景象”,過去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很有幸在這里見到很多新老朋友。”王毅的開場白很快拉近了與現場投資者的距離。

  “過去的11個月,中國發生了很多變化,全球也發生了很多變化,坦率地說,選擇這個時間點,很多老朋友告訴我這個時機似乎不太好。美國和中國有貿易摩擦,最近美元持續加息,利息水平在抬升,債券價格更是創過去7年來的最高水平,那么我們是否有信心做好這次發行?大家一起來看看。”王毅解釋,推介會并不是勸說所有投資者都來買中國主權債,而是希望投資者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國經濟。

  他表示,“我今天想講一講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地位,在當前環境下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特征。中國經濟發展現在有三個特征,通過開放融入世界,通過轉型發展來實現高質量增長,以及內生的供給側結構改革的動力,講述這三個特征后,再講一講為了迎接挑戰,將采取哪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最后分享一下,當前中國政府制定的三大攻堅戰的一些情況,面臨的新挑戰和機遇。”

  40年來中國經濟平均增長達9.6%

  關心中國經濟、長期觀察中國經濟數據的投資者都比較熟悉中國經濟的情況。過去的幾十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王毅向投資者分享到,2013年之前的十年間,中國創造了10%以上的高增長。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速度是9.6%。在高速增長的推動下,去年中國的GDP總量是12.24萬億美元,占全球的15%,是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但只占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60%。美國去年的GDP總量是19.39萬億美元,占全球的24%。

  雖然中國經濟體量確實很大,但王毅坦率地表示,我們的人均GDP水平還很低。畢竟中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全世界的人均GDP是1.1萬美元,去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8800美元,美國的人均GDP是5.9萬美元,無論是和美國,還是全球的居民水平相比,中國都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上星期發布的中美貿易白皮書中第一句話就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因為中美的差距還是相當大,到過北京、上海、深圳的朋友都感受過中國的巨變,但是離開這些高樓大廈300公里、200公里,都可以看到發展經濟學所描述的二元經濟,有很多貧窮、落后的現象,王毅強調,這是了解中國經濟所必須要時刻牢記的,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但他也提醒大家注意,不可否認,過去中國的發展速度很快,這在全球貿易中有清晰的體現。在90年代初,中國商品貿易出口額占世界總貿易出口額的2%左右,在2001年,中國占世界貿易份額還不到3%,2014-2016年間,中國的份額已提升到13%左右。此外,除了一般的貨物貿易以外,我們在經常項下服務貿易的占比也在提升。

  債券通令外資持有中國國債比例激增

  王毅表示,除了貿易融入世界以外,中國的經濟也在融入世界經濟。在前幾天剛剛發布的全球使用人民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數據來看,美國的SWIFT數據顯示,人民幣現在的支付占比大概是2.12%,是全國第五大的交易貨幣。在各國的央行外匯資產配置當中,人民幣占比是1.84%,余額達1934億美元,這些數據都在提升。

  因為債券通的開通,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內地債券投資的興趣和持有中國債券的比例都在上升,外資持有中國國債的比例從2017年的4%提升到8%。進入到中國內地市場的機構者數量也從186家上升到445家。

  在過去幾年中,中國實體經濟融入世界,金融走向世界,中國對外投資的總額、對外負債的總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情況都在不斷地增長。中國每個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約為100億美元,中國是世界上利用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面對融入全球的格局,中國政府在加大投入營商環境的改造。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在全球營商環境的排名從2013的96名提升到現在的78名,但排名遠未達到中央政府和李克強總理的希望,李克強多次疾呼并提出了各種具體舉措來改善中國的營商環境。

  王毅強調,中國融入世界并促進世界的發展,是世界經濟平衡的貢獻者。大約在2008年次貸危機以后,全球提出要量化約束,對經常項下過度失衡的國家提出了量化約束指標,從那時開始中國便極力促進中國經濟走向自身的平衡。中國的國際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前兩年,經常性賬戶差額占GDP的比例為2.1%左右,今年的發展趨勢有可能是1.6%,從這個指標來看,中國已經解決了次貸危機下大國發展失衡的問題,是世界經濟再平衡的貢獻者。

  經濟增長的動能正在轉換

  第二個中國經濟增長的特征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在轉換,王毅向投資者分享了過去30年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諸多紅利。比如一直沿襲東亞國家崇尚儲蓄的傳統,高儲蓄可以支持高投資;比如有14億的人口規模,曾一度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是源源不斷的;比如曾經對環境的保護比較忽視,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取舍方面出現偏頗,導致很多企業發展的內部成本外部化,付出了發展的代價;再者,中國加入WTO后,享受全球自由貿易的好處,享受比較優勢和分工的好處,獲得貿易順差;再比如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城市的常住人口從改革開放初期不到30%提升至58.5%,每年平均提升1.2%到1.3%,這些紅利促成了中國過去30年甚至40年的高增長。

  王毅表示,現在這些紅利都在發生變化,應對變化,中國提出要實現高質量的增長,要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不能只追求數量的擴張,更要追求質的提升。同時也要看到,全世界的城市化水平接近80%,按照目前的走勢,中國至少還有20%的空間,還有15-20年的城市化進程。

  消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六成

  王毅表示,從GDP核算的角度來看,推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和凈出口的貢獻比重在增大。在1997年到2017年的20年間,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是54%,到2017年提升至58.8%;消費超過投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貢獻動能;出口的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雖然這些年中國在全球的出口份額沒有太多提升,但是出口的結構在發生改變。一般性的加工和勞動性密集的產品的出口在迅速下降,比如襯衣、毛紡織業都被非洲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生產的產品所替代,但是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份額在提升。

  王毅還頗有興致地向大家分享了一個有意思的小故事:中美貿易摩擦起始階段,中美各自宣布500億互相加增關稅清單時,有網友分析后得出一個很有趣的結論,從選擇性增收的關稅來看,中國是一個工業品生產大國,而美國是一個農業品大國(全場有笑聲),因為中國征收的都是美國的農產品,而美國征收的都是中國的制造業產品。

  王毅表示,中國的消費結構也在升級,一般家庭用于基本食品的支出在下降,即全國居民的家庭恩格爾系數在下降,在這個下降過程中能看到一個可喜的變化,中國的收入結構在發生變化,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從發達經濟體來看,中國45%-46%的基尼系數仍然偏高,從自身縱向發展來看,中國的基尼系數是在逐漸下降的,如果能夠長久的發展下去,就可以實現老一代領導人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更多的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我也衷心希望中國能夠往這個方向走下去。

  城鄉收入差距也印證了基尼系數的改善,長期以來,中國的城鎮經濟增長要快于農村的經濟增長,這也是很多國家經濟起步和起飛階段的現象,這些年,隨著大量農村居民收入的提升,農村居民的實際收入和城鎮的收入差距在縮小。

  科技領域增長動能顯著提升

  王毅也提醒大家注意,在科技領域,能夠明顯觀察到中國經濟增長動能在發生改變,全球來比較,從對科技的投入、引進的風投資金、發明專利的情況,以及設立的高新技術企業的數量,都可以印證中國的科技技術水平在逐步提升,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道格拉斯函數在發生變化,全要素生產力在提升,這是大家樂見其成的改善方向。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推進

  源于中國內生的需要而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一個觀察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為什么中國要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王毅解釋到,觀察主要國家的發展歷程,似乎都有一個規律,當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時,人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會發生急劇變化,品質在急劇提升,但這時傳統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的供給結構已滿足不了人民的需求,用中國的話來說,供給結構已經趕不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不是中國的獨特現象,在很多國家都發生過這種現象。

  2017年中國杠桿率255%

  對于大家比較熟悉的“三去一降一補”,王毅重點分享了三個方面,首先是去杠桿、防風險。從結構上看,中國的杠桿水平的確在攀升,從2008年的141%攀升到2017年的255%,但攀升的速度近幾年有所下降,中國總體杠桿水平與發達經濟體276%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王毅用三句話描述了中國高杠桿的內部結構,第一句話,中國總的杠桿率高主要來自于非金融實體企業的杠桿率偏高,非金融企業部門占GDP的比重最高可達165%,這兩年去杠桿后有所下降。第二句話,中國住戶部門的杠桿率并不高,但是上升速度很快,從25%上升到48%,十年的時間翻了一倍多。分析住戶部門的杠桿結構可以看到,居民杠桿主要源于住房的按揭貸款,不是購買手機等消費品,購買住房的按揭貸款在中國的首付比例要求是很高的,居民按揭貸款支付的利息支出在總收入中的占比較低,由此來看,風險不應該太大,按揭貸款的不良率是很低的。第三句話,中國的政府債務水平不高。去年我在這里做演講的時候,有投資者問到,這些債務杠桿率的上升是否來自于政府債務,雖然中國政府公布的政府債務水平不高,但大家還比較關心公布的數據是否全面?公布的數據是否真實?一會兒在財政政策板塊進行具體分享。

  為了去杠桿,政府部門降低了財政赤字率,去年的赤字率是3%,今年在保持同樣赤字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即在分子不變的情況下,由于分母GDP的增大,赤字率由3%降低到2.6%,中國也對國有企業進行去杠桿,最近公布了對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的警戒線,要求不同的行業根據行業的特征控制資產負債率。為了去杠桿,我們做了一些債轉股和企業破產重組清算的工作。居民部門的杠桿總體風險不大,出現了正規金融體系以外的P2P、消費信貸的創新,讓居民部門有了一些損失,但總體影響不大。

  國有企業瘦身健體杠桿率下降

  國有企業的改革是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部分。王毅表示,過去4年間,中國過剩比較明顯的兩個行業,煤炭的產能去了6.9億噸,鋼鐵的產能去了1.45億噸,去年以來,全球的石油價格在上升,剛好趕上中國去產能的效果發生作用,上游產品的價格和上游企業的盈利都在提升。深入推進去產能,要堅定不移地處置“僵尸企業”,我們對國有企業提了一句口號“瘦身健體”,過去幾年,對中央的國有企業分支機構壓縮了8390家,處置“僵尸企業”和“特困企業”達1200家,由此節省的成本和減少的虧損達1634億元。在這些舉措的作用下,2016年以來,國有企業的杠桿率在下降。

  王毅強調,國有企業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中國漫長的市場化進程都伴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18大以后,提出了“1+N”的改革系列措施,1是中央政府制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總體的一攬子的指導意見,要求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實現員工持股、改革薪酬激勵,在國有企業內部得到正向的激勵和約束。如果能夠持續地推動這些政策措施落地,我們能夠看到國有企業效率的提升,他們可以在非市場競爭領域發揮更多作用。另外,中國還推出了“雙百行動”,即在中央和地方的國有企業中各選擇100家企業實施深化改革。

  2020年前房產稅會完成全國人大立法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第三方面是去庫存。王毅強調,我們堅持一個理念,即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房子是用來住的,而不是用來炒的”。在城市化進程當中,中國每年還有2000-3000萬的人口要向城市轉移,房地產又是不可移動的固定資產,在區域不平衡的城市化進程中,或多或少都會伴隨著房地產的泡沫,我們不否認這中間有風險,比如有一些大城市房價奇高,遠遠超過購房、租房、售房的一些閥值。在很多三四線城市,由于土地獲取相對容易,房子的供給超過了當地的實際需求,這些風險和銀行信貸相關,對于這些風險我們高度重視,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不發生房地產大起大落而導致的金融風險。在整個房地產調控上綜合施策,并建立長效的機制,對房價的調控“一城一策”,我們現在正在探討建立房地產稅的政策。

  今年兩會期間,財政部部長回答記者提問時分享了房地產稅的立法進展情況。可以預期,根據中國立法的要求,在2020年之前,房地產稅一定會通過全國人大的立法程序,但實施細節要看具體的情況。

  “另外,我們大力推動房地產租賃市場發展,租售并舉,大力推動城市和農村的廉租房建設。過去五年,改造了2600多萬套城市棚戶區住房和1700多萬戶農村危房,按照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數據,中國一個家庭3.3-3.4個人,過去五年,有1.5億的中國老百姓因為政府的支持而改善了住房條件,這還不包括通過市場化、完全商業化的房地產市場而改善的情況。房地產是我們高度關注的一個經濟變量,也是高度提防的金融穩定增長和經濟穩定增長的不確定因素。我們有信心把這些長效機制做好。”王毅如是說。

  財政政策: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關于財稅體制改革,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三大任務,第一個是完善分稅制,厘清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第二個是完善預算管理,特別是花錢的績效考核要完善,要把錢花在刀刃上;第三個是完善稅收制度改革。從這些指標來看,這些年中國的財政政策取向一直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今年三季度以后,為了應對中美貿易摩擦,中央政府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整個市場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王毅對此進行了澄清,實際上財政政策并未發生很大的轉變,過去多少年中國一直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并不是指赤字率,從赤字率的變化來看,今年的赤字率較2017年的3%向下收縮。

  2018年減稅降費1.3萬億

  “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減稅降費的財政政策”,王毅表示,雖然不少的民營企業家和中小微企業家、創業者的獲得感不強,但不可否認,從數據統計上,在2017年,整個減稅降費的規模是1萬億,在2018年,預算報告中批準的減稅降費的規模是1.1萬億,但年中開始我們加大了對中小微企業科技投入的支持力度,今年總體減稅降費將超過1.3萬億。

  為何有些企業獲得感不強?王毅認為,這是因為這些政策并不是集中在某一類企業中,而是覆蓋中國主體稅種的各類企業,比如通過中小微企業貸款的利息抵扣增值稅,來提升銀行對中小微企業信貸投放的積極性。另外,這些政策是在不同的時間階段推出,而非在2018年1月1日整體的一次性推出,發揮政策的作用還有一定的過程。此外,我們的優化稅制還需要一段時間,中國推行了全球最大規模的增值稅改革,“營改增”實施以來累計減稅2.1萬億,最終的目標是把三檔稅率降到兩檔稅率,并且要壓低最高的稅率。

  個稅的抵扣細節預計本月可出爐

  王毅談及今年10月1日開始實施的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額從3500元提升到5000元時表示,很多人可以從中受益。從明年的1月1日開始,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將對六大專項項目進行抵扣,包括子女教育、繼續教育、大病醫療、房貸的利息、住房租金、對老人的贍養費用,他表示這些抵扣的范圍,已經超過個人所得稅按照家庭計稅的抵扣范圍,力度很大,具體的細節大約在10月份能夠向全社會征求意見。

  王毅表示,另外一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方面是改善、優化制度結構,從數據可以看出來,過去這些年,我們對一般性的民生支出,包括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科教文衛的支出都在提升。我們也注意到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一些問題,今年有兩項社會保障制度正在優化,都是受到歡迎的。第一個,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人口流動不匹配的現狀,建立了省之間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調節,對長三角、珠三角人口凈流入的8個省,把他們的社會保障結余,調節到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中央政府一分錢不收。第二個,正在建設中的,大家關注的社會保障征收的問題,我們改革了社會保障征收的機制,在征收效率有可能提升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研究階段性降低企業“五險一金”的繳費比例,這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

  2018年地方專項債規模13500億

  王毅重點介紹了政府的債務情況。從預算審批和控制的角度來說,去年年底納入全國人大預算債務審批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是36%,不排除在這之外地方政府有一些隱性的債務或者各級地方政府平臺舉借的債務。2015年,新的《預算法》實施以后,嚴禁地方政府通過舉債去擴大支出,為了堵這個門,今年出臺了嚴厲的問責機制以及追責辦法,同時開大前門,在地方政府一般性的債務之外,提升了地方政府專項債務的發行,根據地方政府的需求,經過全國人大統一的審核以后,再分配給各級地方政府。中國的專項債有點像美國的項目收益債,2017年,專項債的規模是8000億,今年通過的規模是13500億,開啟了有效的前門。

  貨幣政策:M2增速確實在下降

  財政政策之外,中國的貨幣政策長期堅持穩健中性。李克強總理表示,要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但是絕對不能搞大水漫灌,注意精準調控。王毅現場分享并對比了過去十幾年中美兩個大國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中國的中央銀行總資產占GDP的比重已從次貸危機的65%下降到45%。在美國和日本還在探討是否縮表時,中國早已開啟了縮表進程。

 

  從近三年控制貨幣投放的基礎貨幣工具來看,除了2017年的劇烈波動以外,中國基礎貨幣增速總體維持在較低水平。觀察經過基礎貨幣投放后成為全社會貨幣總量的M2,除了次貸危機以后,為了防范國際金融危機向中國傳導,我們主動采取了應對措施而導致異常波動以外,M2的速度確實在下降,基本在8%-9%。

  中國的貨幣制度提倡推進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照一籃子貨幣幣值變化的、有管理的浮動人民幣匯率。王毅表示,在這個匯率制度的安排下,可以觀察到,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元指數的波動有一定的協同性,排除這個因素,如果用一籃子貨幣來衡量,則不一定是這樣。如果用境外遠期匯率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相當有限,不會出現劇烈的大幅波動,這一點能在數據上驗證,我們有信心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平穩,信心來自于兩點,一是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較快的增長且體量較大,二是中國擁有充裕的外匯儲備。

  對外開放政策不會因中美貿易摩擦而改變

  在今年的博鰲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宣布了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政策以后,金融領域正在大力推進對外開放,王毅分享了三方面的重大變化。第一,機構的開放,大幅度消減了境外資本在華設立各類金融機構股比的要求,不再要求境外機構必須與中資金融機構合資。另外,推進了內地與香港股市的互聯互通。最后,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大量的資金通過香港來投資中國的債券市場,也有大量的機構到中國境內發行熊貓債,這些對外開放我們都是按照既定的策略在推行,不會因為最近的中美貿易摩擦而發生變化。

  此外,為了強化金融監管,今年中國改革了金融監管的機構,把銀行和保險的監管機構合并,并且成立了金融穩定委員會,來協調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以及擔負宏觀調控的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部門的監管職責。

  銀行業不良貸款監管標準提升

  金融監管上的目標是防范金融風險,特別是表外創新,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過度創新所導致的風險。王毅表示,熟悉的朋友都知道,中國治理了表外的影子銀行,影子銀行的規模在大量下降,嚴格了理財管理,規范了資產管理,銀行同業的規模大減。有人對中國的信用風險擔憂,從數據上來說,目前的信用風險不大,不良貸款占銀行信貸余額的占比接近1.74%,并不高,但對這個數據的懷疑一直存在。為了保證數據的真實性,真正讓銀行不良得到有效的處置和防控,我們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大力剝離商業銀行的不良信貸,過去中國成立了4家處理不良的資產管理公司,并根據各省情況批了50多家地方性資產管理公司,一年可以處理接近2萬億的不良資產;二,嚴格商業銀行對不良的計量和管理,所有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即便是正常類貸款或者關注類貸款,都要計入不良貸款,目的是通過嚴格的監管標準讓不良的數據更加嚴謹真實。

  王毅表態,他認為中國不良貸款的風險不大,底氣來自兩點,首先是中國商業銀行有比較高的撥備,國際大銀行普遍不超過100%,但中國監管的撥備合規要求是120%-150%,商業銀行的實際水平遠高于監管要求。另外,無論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還是非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他們的資本充足率都遠遠高于《巴塞爾III》的指導要求。

  污染治理成效顯著 清潔能源占比提升至21%

  王毅還向大家分享了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國想建立一個全面小康、一個比較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個目標下,我們為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經濟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制定了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和方略。其中與中國經濟金融相關的三大任務是在2020年之前要實現的三大攻堅戰: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和污染防治。

  在脫貧攻堅方面,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去年指出,世界極端貧困人口比重從40%下降到到目前不到10%,中國做出了絕大部分的貢獻。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有7億多人在世界銀行貧困線以下,現在只有不到3000萬,中國計劃在2020年之前實現全部脫貧。

  有一句深入中國老百姓人心的話“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王毅表示,這句話與很多發達國家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先污染后治理”得到的教訓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得到這句話的成本也是相當大,是沉甸甸的。為了實現這個理念,在今年的中國政府改革中,專門組建了“生態環境部”,由該機構統一履行城鄉的環境污染監管,在機構安排之外,在制度上也做了一系列的系統安排,對大氣、土、水的治理都提出了十條治理要求,即“大氣十條”、“土十條”、“水十條”。

  “大氣十條”的治理效果相當的好,老百姓都能夠切身感受到,霧霾的天數在下降。王毅還分享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他說自己作為在北京,這個曾經一度霧霾比較嚴重的城市生活了30年的城市居民,感受到近兩三年空氣質量明顯改善。

  過去的粗放發展帶來了重金屬的污染,治理起來是相當麻煩的,政府正積極努力去做。

  談及中國對水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視程度,王毅自己爆料,其曾經在地方政府工作過,中國各個地方政府都建立了“河長制”,他曾擔任過一條小河的河長,要負債把那條小河的污染治理好,但因為工作時間不長,很快調走了,不知道后面的治理效果如何(大家大笑)。

  王毅表示,從數據上看,清潔能源占總的能源消費的比例從2013年的15%提升到現在21%,燒煤、燒氣,包括汽車排放的標準都在大力的改善。

  世界總是在發展,雖然計劃趕不上變化,但面臨這些變化,我們隨時會調整應對舉措。

  中美貿易摩擦:有影響、有應對、有底氣

  談及大家最為關心的中美貿易摩擦,王毅坦率地說,中國是融入世界的紅利獲得者,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從不到4%的出口份額發展到現在13%-14%,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積極擁護WTO,積極支持自由貿易制度。“我本人相信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所開創的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的學說仍然在國際貿易當中占主流。”王毅如是說。

  雖然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還沒有畫上句號,王毅表態,他認為可以用三句話來總結:有影響、有應對、有底氣。10月8日,IMF最新公布的全球經濟展望中表示,由于貿易的不確定性,下調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和全球貿易總量0.2個百分點,保持2018年中國經濟增長6.6%的預測不變。此外,全球價值生產鏈的分工也會受影響。

  王毅相信對美國自身也有影響,他近期拜訪過一些美國學者、政府和金融機構,也逛了沃爾瑪和Costco,深深感受到美國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離不開中國的商品,貿易戰會提升這些商品的價格,受影響的是美國的普通大眾。從實際效果來看,8月份美國的貿易逆差是532億美元,在過去半年內不斷擴大,并未因為向中國征收較高的關稅而縮減自身的逆差水平。

  貿易戰很難給美國帶來產業回歸

  對于這種貿易戰是否會給美國帶來產業回歸,王毅也請教了不少學者,他們認為很難,因為中美的勞動生產力工資水平相差太大,中國生產的商品,回到美國去,一般的美國民眾也不會去生產,充其量是AI技術的提升,讓機器人替代袖帶工人。

  王毅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有兩方面的潛在影響,其一,對中國就業影響有限,從2007年開始,中國16歲到64歲的潛在勞動人口數量在下降,每年下降100萬到200萬,同時中國的經濟結構在發生變化,第二產業的占比在下降,能容納更多就業人口的第三產業在快速上升,中國這些年提的比較多的是用工荒、勞工荒,用工者的工資水平在過快上升,在這個大背景下影響有限。

  其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仍有待觀察。王毅查看了很多機構在不同的情境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在500億、2000億的不同假設下,在不同的匯率下,有不同的結果,有正有負。他認為,目前來看,對中國出口份額大的沿海省份的影響大于內陸城市,短期影響大于長期影響,中國積極參與世界的貿易分工,共建“一帶一路”,東方不亮西方亮。對心里預期影響大于實際影響。王毅還請大家對這些觀點進行監督驗證。

  為了防備潛在的經濟負面影響,中國政府提出了“穩就業、穩外貿、穩投資、穩外資、穩金融、穩預期”六穩政策措施,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對就業崗位的輪訓、對信貸投放的促進、對投資的拉動、對引進外資的鼓勵都有一系列政策,有些已經出臺,有些在陸續出臺中,所以,中國有后手,有應對舉措。

  王毅風趣地開玩笑,14億人口的大國,龐大的市場,稍稍有一部分中產階級要來香港,整個香港就站滿了人(大家大笑)。這么大的市場,這么大的需求,有很大自我周旋的余地。另外,他表示,面對這么大的市場需求,任何有遠見的投資家和國際企業家都不會忽略這個市場。比如,最近福特的一款車福克斯的生產線在美國停產,全部遷到中國,因為在美國賣不了幾輛,而中國市場需求巨大。

  最后,王毅向大家分享一下去年美元債券的表現情況。他表示,去年以來債券發得很好、很成功,謝謝大家的支持!去年以來債券的走勢也沒有讓大家失望,債券走勢基本接近主權債券AAA級的水平,我們很滿意。面對現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面對美元債券的攀升。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真如有些預測所言,美國債券走完了30年的高增長周期,而新興市場波動比較大,面對這樣能夠起到“定海神針”的中國主權債券,你不買還能買誰呢?

        2017:購買中國資產是投資者首選

  2017年10月,中國財政部時隔13年來重啟離岸市場美元主權債券發行,25日下午,財政部金融司司長王毅在香港金管局就美元主權債券發行做主題演講。

  以下為本報記者根據現場實錄整理的文稿。

  全球GDP增長 中國貢獻三成

  王毅認為談中國的故事,離不開全球第一大的人口大國的背景,離不開全球第二大GDP總量的故事。他首先分享了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從1978年改革后,中國30年以來保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長,現在中國的年平均GDP增速為7%,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為6.9%。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全球主要的經濟體中仍保持最高速增長,目前全球GDP增長中30%的貢獻來自中國,中國人均的GDP已從2000年的2000美元增長至8000美元。

  王毅表示,從物價水平來看,金融危機以后,中國國內最終商品價格表現比較平穩。今年以來上游商品的價格有所提升,但結合經濟增長方式發生變化等因素影響,CPI沒有明顯提升,最終消費價格仍保持穩定。而從價格以外的表現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發生了變化,從收入法核算和支出法核算下的GDP結構來看,由于近年來經濟動能的轉化,投資拉動的作用在下降,消費的動能在顯著提升。

  談及中國政府高度關注的就業問題,王毅表示第三產業能比第二產業容納更多的就業人口,過去幾年每年新增加的就業是1300萬人,今年前9個月新增就業10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趨于穩中向下走勢,就業呈現出較好的結果,就業形勢的穩定保證了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

  王毅強調中國為達到以上的成果做了很多努力,其中重要的一項工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稱“三去一降一補”。中國政府扎扎實實地降稅降費,促進企業健康發展。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許諾今年全年降稅降費總額1萬億,今年3季度末,這一目標已經實現,在稅收上的優惠達到了4000億。去產能方面,煤炭現已去掉了4億噸產能、鋼鐵去掉了1.1億噸產能,也關停了一批低小散的企業。三四線城市房地產行業的去庫存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根據我國的測算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中國的總杠桿率和企業杠桿率均有所下降。同時中國政府加大對短板地區的投入,比如對貧困地區的投入、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對公共設施的投入。

  WTO使中國貿易份額快速增長

  王毅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源自于中國經濟更多地融入了世界經濟。加入WTO以后,中國貢獻的出口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從4%增長至11%-12%,在外貿高增長的同時,貿易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進口的一般貿易產品在增加,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越來越多,比如華為手機等。從國際收支來看,中國現在的外匯儲備余額3.1萬億,居全球首位。相對于進口需求和防御短期外債兌付需求,中國的外儲在可比較的新興市場中是最高的。

  王毅還強調,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堅持積極有為、順勢而為。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將在歷史的推動下不斷往前,中國不會刻意追求人民幣國際化,也不會刻意安排時間表。

  服務業稅收占比大幅提升

  談及中國的財政收支,王毅表示從過去30年來看,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走出了一個“V”型,去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為15.9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21%,中央占7.2萬億元,地方占8.7萬億元,中央收入占46%,支出僅占20%,地方支出高達80%,地方政府支出的差額來自于轉移支付,去年中央共轉移給地方5萬億元的財政收入。

  中國財政的收入絕大多數來自于稅收,還有一部分非稅收入。從財政收入的結構來看,這些年呈現出的積極變化與宏觀經濟形勢的結構變化表現一致,來自工業和建筑業的稅收結構基本保持穩定,來自于服務業的稅收比例在大幅度提升。從財政支出來看,中國的財政支出并不都是用于“吃飯”,在過去這些年,中國對醫保醫療、資源勘探、物質儲備、基礎設施、城鄉建設、文化、科技、教育、技術等領域的支出在大幅度提升,在該類民生領域的投放總量和比例都顯著提升。

  政府債務也至關重要,2016年中國中央政府債務的余額是12.01萬億元,2014年預算法實施以后,地方債務出現了高速增長態勢,去年地方債的余額達到了15.32萬億元。中國政府嚴格控制赤字水平,按照3%的赤字率來安排預算,2016年的赤字為2.18萬億元,今年的赤字為2.38萬億元,中國整體赤字占GDP的比重在全球大國中都是最低的。從債務余額來看,中央政府(12.01萬億元)和地方政府(15.32萬億元)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是36.7%,G20國家刨除歐盟后該指標的占比為91%,因此來看中國債務累積余額的比例并不高。

  王毅表示,從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券結構來看,短期債券只占了18%,長期債券占比82%。中國債券還呈現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95%的債券都是中國人自己持有的。簡單來說,中國的債務余額不高,債務持有人又非常穩定,他們不會輕易地為了流動性而拋售債券,所以放心地購買中國債券是投資人現在的最佳選擇。

  嚴格規范地方債管理

  王毅也分享了中國政府的財稅體制改革。他表示中國正在積極地進行財稅體制改革,具體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改進預算管理,提高財政預算的透明度,嚴格規范地方債務管理。王毅表示,很多經濟學家和外國投資者都很關切中國的地方政府債,中國政府同樣高度重視。從大的方面來看,2014年預算法修訂之前,地方政府不能發債,2014年后,經國務院批準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在規定的限額內可由中央財政代發地方債,但用途嚴格限定于公益性資本性支出,不能彌補一般公共性收入不足,也就是不能把發的債用于“吃喝”,而要用于資本積累,所以近兩年地方債的上升都在預算額度管理之內。對于大家關注的借地方政府名義、用地方政府投資平臺發的債券,王毅表示按照現行法律來看這些并不計入地方債。如果地方政府要承擔責任,這些國有公司將按照公司法,在政府的出資額度內承擔法律責任。

  從具體執行來看,地方政府債務的治理堅持“開前門、堵后門、化存量、控增量”這四項原則。開好前門,即滿足合理的地方債務需求,例如發行土地籌備的專用債、收費公路的專用債,以及學者建議的地級市以上的大中型城市發行市政債;堵好后門,即嚴禁地方政府違規融資;同時積極消化存量控制好增量。

  財政體制改革的第二部分是稅制的改革,王毅強調中國做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增值稅改革,增值稅起源于法國,但中國現已成為征收增值稅最大的經濟體。中國還延伸了增值稅的納稅鏈條,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和金融業延伸,以減少重復征稅,真正地發揮增值稅的優勢,減輕企業稅收負擔。迄今為止,評估效果顯示中國增值稅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國財政部實現了所有行業稅負不上升的目標,同時財政收入總額不下降,著眼于未來,財政部也在探討下一步增值稅的改革方案。

  財政體制改革的第三部分是根據事權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這是一個更加龐大的工程,中央也高度重視,去年曾就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下發規范性文件,未來將進一步推行。

  中國央行縮表起步早于美國

  王毅認為,過去幾年,雖然在應對美國次貸危機后,中國政府在短期內做了較大規模的資本性資金安排,使貨幣的投放速度有所上升,但本屆政府這5年,中國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用李克強總理的話來說,不搞大水漫灌,始終保持精準發力。在2008年前后,美聯儲總資產占GDP的比重為6.9%,到現在增長為24%,美國縮表正是基于這種現狀。反觀中國,由于前些年外匯儲備的高增長成為基礎貨幣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外匯儲備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一度高達90%以上,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增長的很快。近些年由于經濟結構的變化、進出口結構的變化和CAB(雙順差)占GDP的比重的下降,央行不由自主地走上了縮表的道路,中央銀行資產占GDP的比重已從2009年的 65%下降到現在的46%,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縮表早就開始了。

  中國銀行業風險最低

  談及中國貨幣市場和銀行業的運行情況。王毅表示,雖然近年來內地利率水平遠高于香港,但總體趨勢是漸進向下的。銀行間回購市場的貨幣利率水平偶有波動但總體平穩,特別是2014年以來保持了穩中向下的水平。此外,投資者非常關心中國銀行業的不良率和信用風險。放眼全球,即便中國在少量季度中的信用風險、銀行不良貸款有所提升,但中國銀行業的風險仍然是全球大國中最低的。截至2016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2%左右。今年前三季度,宏觀經濟運行好于預期、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利潤改善,實體經濟向好預期傳導至金融業,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下降,關注類貸款和逾期類貸款也在大幅度下降。王毅坦率地講,懸在中國銀行業不良上游的那塊冰正在逐步消融,中國政府對有效防范銀行業的信用風險充滿信心。

  在金融雙向開放方面,中國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的新發展銀行。過去三年,中國開通了滬港通、深港通,積極推進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政策落地,今年開通了債券通。迄今為止,中國依然是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王毅還介紹了中國在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方面的進展。今年7月,中國政府召開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議成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他預期19大后金穩會將盡快成立,以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指導銀行、證券、保險及新型金融業的發展,最終讓金融業、銀行業回歸本業,做精主業,支持實業。

  中國國企進入去杠桿進行時

  在第四部分,王毅分享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近些年中國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頂層設計正穩步推進,從效果來看,過去幾年企業利潤下降的趨勢得到了扼制,今年前9個月,工業企業的利潤在明顯回升,雖然表面上看工業企業資產和負債積累的速度沒有跟上利息的積累速度,但實際上這正是國有企業去杠桿的表現,國有企業整體杠桿率開始趨于下降。在國有企業整體改革轉制過程中有很多的成功案例,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國有企業合并重組和國有資本運營管理等案例。王毅提示投資人,在重視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中國也重視促進私營企業的活力,私營企業在就業、工業產值占比,抑或是工業企業利潤構成貢獻來說都占了絕大多數的比重。著眼于增強私營企業的活力,保護企業投資的積極性,煥發企業家精神,中國政府做了很多激勵性的改革。如李克強總理所言,我們是做“放管服”的改革。將很多政府的權力下放,簡化政府服務流程,將管理下放給市場,提升政府服務水平。

  財稅金融雙管齊下助小微

  在財稅體系和金融體系都出臺了很多優惠政策。上個月,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頒布了一項支持小微企業的新政策:對小微企業貸款占銀行新增貸款余額1.5%的金融機構,央行將對500萬以下的貸款給予定向降準。如達到10%,在定向降準基礎上,再下降一個檔次。同時,銀行對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發放貸款需要繳納的增值稅,財政部予以免繳優惠,以激勵金融企業對小微企業多貸款。這是今年支持小微企業的財稅金融措施。

  王毅強調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動能,除了國企和私營企業,還有中國的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召開了全國科技創新大會,李克強總理在過去五年也一直積極號召大眾創新,萬眾創業。中國在優化營商環境方面給予了很多的政策支持。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在進出口方面也得到了體現,在出口結構當中,紡織品的比重在不斷下降,而技術含量高的機電產品的出口份額在提升,更多的高技術含量產品在不斷涌現。在進口方面,一般加工性產品、加工貿易產品的進口在下降,但初級中間貨物和零配件的比重上升。目前,中國確定了制造業2025行動中要支持的六大重點領域:軌道交通裝備、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裝備、工業機器人、新能源(電動)汽車、現代農業機械和高端醫療機械。

  中國城鎮化還有20年 區域發展潛力巨大

  此外,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也來自于城鎮化。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城鎮化水平很低,現在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是57.3%。過去15年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以平均每年1.25%的速度在提升。相較于美國和日本較為成熟的經濟體,中國的城鎮化步伐大概還要走20年。由此來看,中國基礎設施投資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最后一個發展動能是我們重視區域發展。無論是京津冀互聯互通發展,還是整個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和粵港澳灣區的發展,都列入了國家計劃。在國家發展規劃之上,我們正在建設“一帶一路”,無論是海上絲綢之路還是陸地絲綢之路,我們“共商、共建、共享”,在資金上,我們提倡與這些國家資金互通。

  這些都是中國經濟能夠持續發展綿綿不絕的動力。

  中國追求可持續、均衡發展

  王毅在最后與投資者分享了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展望。他表示,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過程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環境問題。中國政府和老百姓的環保意識正大幅提升,綠色發展已列入了中國五大發展觀念,今后經濟發展也要兼顧生態文明。從近兩年的重視結果來看,已經初見成效。例如,單位GDP能源消耗連續幾年下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也在連續下降;清潔能源消費比重提升1.7%;同時,我們出臺了土壤、水、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我們不能忘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在脫貧攻堅,在2020年實現小康目標時,這是中國政府的一大政策決心。關于實施效果,王毅引用世界銀行現任行長金墉的評論:“中國解決了8億人口的貧困問題,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故事之一。我們占世界貧困人口的比重從40%下降到目前不到10%,對中國自身脫貧和全球脫貧都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現在的貧困標準略高于世界銀行一天一美元的水平。我個人預期,在實現小康后,我們有能力也有信心將更高的標準作為目標,并為此努力。

  中國未來要實現收入分配均衡。從近年變化來看,中國的基尼系數已在改善,中國社會保險體系覆蓋面、參保人數都在大幅度提升,縮小分配差距,完善分配制度也是我們的一大目標。黨的十九大已經將社會的基礎矛盾重新定義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均衡、不平衡發展的矛盾”,我想,一個重要的政策含義,就是要讓大家實現共同富裕。

  簡單地借這塊寶地,向大家分享我們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看法。在中國建國一百年的時候爭取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發達的社會主義強國,我們正為此而努力。

[責任編輯:鍾智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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